六七十年代的河合村,很小,也很穷。
村旁,一条窄窄的土路,往北可以进城,往南通往御驾、南夫、东夫等好几个村庄。
土路北段,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青石小桥,上面能走人,下边可以通车,当然是农村的牛马车,人力车。
小桥正西方,一段大概是学大寨时留下的人工渠吧,早已干涸。岸边杂草丛生,站着两排高高的白杨树。八月下旬,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,白杨树的叶子都耷拉着。偶而一阵热风吹过,白色的杨树叶“刷刷”了一会儿,便懒洋洋地停了下来。
南蟒河从西而东,至此由宽变窄,水流湍急。深深的河床被淹及膝盖的茅草遮盖着,中间多有农村司空见惯的沙拉秧草。粗涩的叶子软软地低着头,却时不时扯绊着路人的裤角,显示出闷热难耐的烦燥。
西落的太阳,淹没在一大片棉花堆似的云朵里。从云朵缝隙中挤出来的光线,把周边的一切涂成了金色,洒落在白杨树南边那块稀疏的玉米地上。玉米地中间凭添了一座新坟,远近只有这一座,孤零零的。一根细细的长幡,一个落款xx生产队的花圈,散发着与周围燥热天气不协调的清冷,呈现出一种孤独而荒凉的美丽。
那座新坟里,睡着我的母亲,一位不到六十岁的农妇。
我幼小时的印象中,母亲便是孤独的。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,常年住在马房,很少回家。我和弟弟半夜醒来,看到的场景,永远是冰冷的房间里,母亲独自纺线的背影。她手中一起一落的棉花穗子和脚边增高的白色线绽,更增添了土屋的清冷与寒意。
五八年大跃进,父亲和队里的男劳力全部上山大炼钢铁,留下田里的活全部由妇女承担。母亲白天下地,夜里还要带着六岁的大弟弟和三岁的小弟弟,到小队部的场院里加班划玉米直至深夜。不知从何时起,母亲久咳不止且越来越重,一起干活的婶子多次催着她去医院看病,最后被确诊为肺结核。等父亲回来从大队医疗所取了一盒链霉素针剂,打完后再没见用过药。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,过度劳累与严重的营养不良,日益加重了母亲的肺病,但母亲从未断过下地挣分。她天天咳着上工,咳着干活,咳着回家。慢慢地,吐血,住院,地里晕倒被送回家,已成常事。从此,母亲不能再去地里干活挣工分,但只要早上穿上鞋,就像陀螺似的一刻也停不下来。她天天佝偻着身子,一边咳嗽着,一边给全家人做饭,洗衣,纺线织布,喂猪喂鸡。把父亲从小片荒里收回的麦子,摊开晒干,再用洗衣的棒搥一下一下搥碎簸净,一篮子一篮子挎进家里。喘着粗气的母亲,满脸爬满蚯蚓似的汗道,浑身上下全是麦芒和灰尘。那个形象,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母亲吐的是血,吃的是野菜,喝的是从大食堂里打回家,经过给父亲、弟弟捞完稠的,剩下那能照人影的汤水。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肺病的消耗,母亲瘦得像枯干憔悴的老树,一阵风都能吹倒。但是雪上加霜的事又一次落在母亲的身上。一九七一年的秋季,吞咽不下的母亲又被诊断为食道癌晚期,她的日子很快进入了倒计时。渐渐地,只能喝下半小碗藕粉的母亲,常常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,每当吃饭时,看到脸被憋得通红,嗓子眼里发出叽咕叽咕的响声,却咽不下去一口汤的母亲,全家人心如刀割。不善言谈的父亲总是忍不住劝说她,“歇歇吧,难受了先別吃了。”可母亲总执拗地喘着气回答: “吃,吃!我要吃。” 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非要忍着疼痛去咽那一口水呢?后来听我的姥姥不止一次地对我说,“你仨小不懂事,你妈有心事啊!你俩姐出嫁了帮不了家里,可你两兄弟还小,什么时候能成个家呀!”
我心里难受极了,想起母亲以前经常给我诉说的,她小时候在娘家过的穷日子。说有一次,因为没听清娘的话,把本该热好给舅舅吃的半碗剩饭,吃到自已的肚里,遭到姥姥的一顿毒打,然后娘仨抱头痛哭的故事。这件事让母亲终身难忘,每每提起,母亲却一点也不怪年轻守寡的姥姥,总埋怨自己的不懂事。说着说着,就像做了错事的小姑娘,羞涩地笑了一下。
可惜,母亲再坚强,终究敌不过病魔,在耗尽了身上最后一点精力,连咳嗽的力气也没有时,母亲的灵魂脱离了瘦弱的躯体。
那个时代,是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,事事以老三篇为指南的狂热年代。就连农村生产队办白事,也都遵循毛主席的《为人民服务》中的一段话:“村上的人死了,要开个追悼会,以寄托我们的哀思……使大家团结起来。”
我们南街村第一生产队,第一次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——我的母亲开了追悼会,并送了花圈。那天,我家的小院里,黑压压的挤满了开会的人。一直侍候着母亲的八十多岁的姥姥,那天第一次躲在灶房里抽泣。
想不到的是,等生产队长马红念完悼词,人群正寂静时,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,隔壁马家的麦贤妈突然挤进来坐到灵柩前,捂着脸喊着姐呀姐呀大哭起来。她一边哭一边诉说着什么,好多人不明原委,说这不亲不故,又不一姓,麦贤妈这是咋啦?人群中止不住窃窃私语议论开来。过后我才从大姐的口中知道了原因,竟然是母亲冒死救过麦贤妈的命。据说,解放初期,济源土匪横行,刚刚嫁进马家的麦贤妈年轻漂亮,身材高挑,被两个土匪看中,打算欺负她。这事偏巧被我母亲知道了,正直的母亲就冒险到马家报信,使麦贤妈及时逃脱。土匪恼羞成怒,一天夜里,抱着娃的母亲刚刚从外面回到家门口,就被一支冰冷的手枪顶住了脑后,背后传来一句恶狠狠的话:骚娘们,不想活了吧!幸好怀中的娃受惊吓哭了起来,引起路人注意,母亲才伺机逃脱,后来躲在乡下好长时间不敢回家。
这件事,父亲一辈子没跟人提过,母亲更没有同我们讲起,门口的邻居们大概也都不知道。要不是母亲的追悼会……也许,麦贤妈一辈子的心事,在老姐妹临别时,总要一吐为快吧!母亲呀,你是否知道,你救过的姐妹,此时,正在撕开愈合的伤口感谢恩人你呢。
母亲死后的第五个年头,孤单且突发脑血栓不治的父亲,也被安葬在河合村边那块坟地。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,已经立春。薄薄的白雪下面裸露出绿色的麦苗,秃秃的白杨树枝条有点泛绿。在西北风的呼啸中,发出的口哨声,传递着春天的信息。
时代进步一日千里。农村农民的生活和习俗也在不断改变。我们那个生产小队为了方便群众,也赶时兴在南岭上买了一块集体墓地。从此以后,位于河合村西的我家那块坟地,再没进过人。
队里的墓地,有专人管理。道路宽敞,松柏成林,环境优美,群众满意。母亲的那一代,包括她在世时的要好姊妹和邻居,都相继安葬在那个新坟。可惜母亲早走了二十多年,脱离了集体。想起来我心中总有点不是滋味。
埋葬母亲的那块玉米地,后因城市规划,被建成了河边公园。曲径通幽,景色秀丽,民意设施一应俱全。对面的湨河(原来的南蟒河)几经改造已大换新颜,两岸高楼林立,车水马龙。灯火辉煌中,一派现代化城市剪影,小小的河合村已溶入富饶的大都市之中。
每当清明上坟同弟弟相聚时,我常对他们说,咱妈住在这还真不赖哩,有医院,有银行,有超市,有广场,她那辈子可没享过这福气。身边有父亲陪着,也算一辈都勤劳,此生共白头了吧。但嘴里这样说,心里却总觉得母亲孤单。
几十年来,那个最初留在脑海里的画面始终未变。土黄色的基调下,是稀疏的玉米地中那座孤零零的新坟。高高的白杨树,窄窄的蟒河水,及岸上晒蔫了的没膝杂草……母亲在世的一切,就像过电影一样,真真切切,清清晰晣。想着想着,泪水就止不住地流在了寂静的午夜,眼前又呈现出那种孤独而荒凉的美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