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弄清从何时起，古今中外的书中开始有《序》。但是现在，写书的人，都喜欢请人作《序》。何为序？据多种版本辞书解释，序者，乃“次第”也。至于书之序，其实，就是写在书的正文前面的话，是对一部著作内容的介绍、评述的文字。当然，也有夹叙夹议式的、称之为“夹介绍夹评述式”的序文。
写书不易，请人作《序》更不易。一本书或者说一部著作写好后，请谁写《序》，也是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站在读者的角度，我读书，首先读《序》。甚至，一直把每册书的序文视若透视正文的“通道”“桥梁”和“药引”。读书多了，就有一种感觉， 据我读书读《序》所见，一般请人作《序》，主要有两类人，一是领导，二是业内名人。其实，二者都是名人效应。先说前者，请领导作《序》，据知情人透露，多数情况下，是你要像领导秘书一样，得把《序》写好，然后，送给领导过目，领导签名即可。当然，也不排除少数领导亲力亲为的。再说后者，请业内或曰圈内名人写《序》，要么你与名人熟悉，要么有人推荐。至于“慕名而来”，就要靠碰运气了。李继槐先生给我和叔父姚天征的著作作《序》，则是属于“与名人熟悉”那一种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基地指挥部调到济源人武部政工科，任新闻干事；而我的叔父姚天征，是当时中共济源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。我俩从事的工作相同，常与省里的报社、电台、杂志社打交道。那时候，全省各地市基本上都没报纸，河南的新闻单位，只有《河南日报》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。写完稿子后，尤其是重要的稿子，往往要亲自到省会郑州去送稿。因为新闻有时效性，都想面对面地听听编辑的意见，以便及时修改，尽快见报。那时候，李继槐先生是省妇联创办的《妇女生活》杂志编委，《人生与伴侣》杂志的主编。因他是济源老乡，我和叔父也是因为去他那里送稿，才相见相识，成为熟人的。
我初识李继槐先生，是在1983年。那年秋天，人武部举办新闻培训班，培训基干民兵通讯员。培训进入采访实习阶段时，克井乡武装部给我提供了一个新闻线索：说是他们乡的勋掌新村，有一位原姓姑娘，是基干民兵，她找了个婆家，是北社村的。未婚夫在太行煤矿上班，叫党继军。就在两人将要结婚的前几天，党继军在一次井下爆破中，双眼被崩瞎。这一突然的变故，女方家里的老人提出坚决退婚。但是，原姑娘硬是顶住家庭的压力，毅然在党继军出院后，与他结婚了。可谓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经过采访，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，题为《姑娘等着你的爱》。稿子写好后，发往哪呢？培训班上来自西轵城村的一位农民通讯员——也就是后来成为济源人民广播电台编辑、记者的卫丽君告诉我，她认识在《妇女生活》杂志当编辑的轵城乔凹村老乡李继槐。于是，我俩专程前往郑州，亲手把稿子交到了李继槐手里。记得那天来到《妇女生活》杂志编辑部，李继槐正在埋头看稿。卫丽君叫了声“李编辑”，他赶忙抬头一看，发现是老家的卫丽君姑娘，笑着说：“小卫，来郑州了，找我有事？”卫丽君指着我介绍道：“这是咱们县人武部的姚干事，我们来送一篇稿子。”我急忙从黄挎包里掏出稿子，交给这位老乡编辑。只见他边看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还有点文采。”正看着，桌上的电话响了。只见他接完电话，很慌张地说：“我现在要去参加一个会议，稿子放我这儿，回来我继续看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会很认真地处理这个稿子的。”说完，就和我们握手告别。一个多月后，我收到了一个邮件，里面是两本《妇女生活》杂志，翻开一看，正是我那篇报告文学。不过，题目改成了《我的眼就是你的眼》。后来有段时间，社会上掀起了“文凭热”。化肥厂武装部长段炼成和在县妇联工作的妻子王玉玲，通过自学，夫妻双双考上了省委党校干部大专班。一时间，这在济源成为“爆炸性新闻”。于是，我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《夫妻中状元》，寄给了李继槐。没多久，就在《妇女生活》发表了。再后来，我调到市政协文史委工作后，李继槐也早已越过琼州海峡，从河南调到了海南，成为海南省委宣传部《特区展望》的编审。市政协在编撰《天涯海角济源人》和《济源历史文化精编》这两本文史资料时，文史委的两任主任（主编），都特意让我给李继槐先生写信征稿，将他的小传收录在这两本书中。
似乎直到这时，看了李继槐的小传，我才真正了解了李继槐。原来,他1966年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就分配到了河南省文化厅工作。从河南到海南，他曾参与创办《戏曲战报》《河南文艺》《戏曲艺术》《妇女生活》《特区展望》《视界》《中学语数外》等杂志，领銜创办《人生与伴侣》《人生在世》《成与败》以及华晖出版社等域内外媒体。他从事编辑、记者和文学创作几十年间，曾任多家报刊杂志的社长、总编、编审等职。他还是中国寓言学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，海南省政协《琼州海外人物丛书》编委副主任和副主编，属于国内资深编审、著名作家、诗人及出版专家。其代表作有长诗《神力》《百篇寓言集》等。有多部（篇）作品在河南、海南及全国获奖，部分作品被美国、香港、台湾等转载并以德、法等外文向国外介绍，或入选中学语文课本。其传略被《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》《中国当代著名编辑、记者传集》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《中国文艺家传集》《寓言辞典》《海南省高级专家名录》《济源市志》《济源历史文化精编》等十数家辞书、志书收录。
时光荏苒。转眼到了新世纪之初，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的我的叔父，想把退休后20多年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言论，搞个集子，出一本书。有一天，他找到我，说：“书稿弄好了，共267篇。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晚年写的，书名就叫《晚晴集》吧。我想找人写个序，你看找谁合适？”我开玩笑说：“叔，我给你写吧。”叔父瞪我一眼：“你还太嫩，不够格。我想让继槐给我写，你看咋样？”我说：“继槐早去海南了，你和人家好多年没打交道了，人家会不会买你的帐？”“去海南咋了？”叔父充满自信地说：“继槐这人实在，又是名人，没啥架子，我把稿子给他寄去，再给他写封信，我看他不会把老脸给我搁那儿。”我鼓励他道：“那就试试吧。”
嗨，还真让叔父说准了。大概十来天时间，继槐就把写好的《序》寄来了。叔父接到信后，兴冲冲地找到我说：“看看，我说继槐不会把我那老脸搁那儿吧，咋样！”随后，他好像有点返老还童的样子，遇见熟悉的人就说：“继槐给我写《序》了，我那书是继槐给我作的《序》。”现在，很多年过去了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《序》不长，大约一千五六百字的样子，题目是《说富——序姚天征先生<晚晴集>》。文中有一段话写的很精彩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写道：“我之所以将这篇序言的题目定为《说富》，实在是想借天征的《晚晴集》，抒发一点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受。古往今来，有许多绝顶聪明的人，却偏偏在追求富贵荣华、追求金钱上犯糊涂，为金钱所累、为金钱而败、为金钱而死者不计其数。姚兄的集子中，有短文曰《善待金钱》，写得真妙。文中提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位高权重的和珅，在失去皇帝的庇护后被赐自尽，死后被抄没的家产，竟相当于清王朝12年的赋税总收入，珍贵宝物超过皇宫内库里的几倍。我真不知道他要那么多宝物干什么，能吃吗？能喝吗？恐怕连装个枕头还不如普通的棉花好呢。”这大概是我的叔父给他的信中说自己“是个精神富翁”，继槐先生阅后有感而发吧。细品这段文字，觉得当下仍有现实意义。
继槐先生为人作《序》，就是这么认真，语言幽默而富有哲理。话说到了2018年，我要出书了，也是请继槐先生作的《序》。其实，说是我出书，实际上算是单位出书。我退休后，被聘请到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民间组织——济源市卢仝文化研究会上班。卢仝是唐代“韩孟诗派”的著名诗人，也是与“茶圣”陆羽齐名的“茶仙”，在中国诗歌史上和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影响深远。虽说卢仝文化研究会是民间组织，但在“卢仝故里”思礼村卢仝后裔们和思礼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短短六年时间，就建起了投资近千万的卢仝文化苑，并且挖掘、搜集、整理了大量卢仝文化研究的资料。为了弘扬卢仝文化，主持研究会日常工作的卢广清秘书长，建议由我负责，主编《卢仝文化研究》一书。在另外两位老同志的协助下，经过两年的努力，于2018年底，完成了书稿的编撰任务。秘书长卢广清问我：“找谁写个《序》啊？”
我想了想说：“你看，让海南的李继槐来写，怎么样？”只见他两手一拍，激动地说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继槐可是个人才啊，我在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时，就与他打过交道。能让继槐给咱的书作《序》，将会大大提高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”于是，我把书稿寄往海南。继槐先生收到书稿后，给我打来电话，欣然答应为我们的书作《序》。接下来，他在看书稿的过程中，几次给我打电话，询问有关情况。最终，在春节前，继槐先生给我发来了他为《卢仝文化研究》一书作的《序》，题目是《卢仝后裔们的远大眼光——序<卢仝文化研究>》。不久，该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
至此，我想：一个才华横溢、享有盛誉的文人、名人，能为我和叔父两代人的著作做《序》，在继槐先生的写作生涯中，也许是绝无仅有的。此举，不仅是我们之间的情，而且也是他对家乡文化的爱！
附录：李继槐《说富——序姚天征先生<晚晴集>》
相隔30多年后，家乡的老朋友姚天征先生给远在海南的我寄来一叠书稿，还写了一封信，嘱我为他的新著《晚晴集》作序。
当年我们交往的时候，我在省里一家杂志社工作，他是当时的县委通讯组组长。工作的关系加之志趣相投，我们很自然就成了朋友。当时，他正值盛年，报刊杂志上经常有他的大名，想不到他如今已是70多岁的古稀老人了，仍然能记起我这个远在天涯的游子，可见我们心灵是多么相通。特别是他写的那封信所表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，更使我感同身受。古人云：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他在信中说：“我退居二线已20年，办退休手续也10多年了。退休后，我们三个老新闻爱好者成立了个‘老干部通讯组’，虽年过古稀仍笔耕不辍。这本言论集中的267篇见报稿，都是我退休后写的……我退休后生活很充实，给村里老百姓送报，当了义务投递员，一干就是5年；帮助乡邻调解民事纠纷；担任新闻监督员、法制监督员及中行、邮政局优质服务监督员；承担全市3400多名离退休干部的宣传报道任务。去年，我被河南省委、省政府授予‘全国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先进个人’和济源市‘十佳文明市民’等荣誉称号。我是个富翁——精神富翁。”
我先睹为快，拜读了《晚晴集》中的大部分作品。这些言论大都没有超过500字，有讲政治的，有讲道德的，有讲勤俭持家的，有讲尊老爱幼的，有讲改革开放的，有讲反腐倡廉的，有讲作风的，有讲致富的，有讲晚节的……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他以丰富的人生经验、广博的知识和对社会生活、人民群众的深切了解，写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言论，真可谓琳琅满目、美不胜收。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。一个古稀老人，在人生的晚年还为社会做那么多事，宝刀仍然不老，真可谓“满目青山夕照明”了。姚兄说他是个精神富翁，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分。
我之所以将这篇序言的题目定为《说富》，实在是想借天征的《晚晴集》，抒发一点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感受。
古往今来，有许多绝顶聪明的人，却偏偏在追求富贵荣华、追求金钱上犯糊涂，为金钱所累、为金钱而败、为金钱而死者不计其数。姚兄的集子中，有短文曰《善待金钱》，写得真妙。文中提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位高权重的和珅，在失去皇帝的庇护后被赐自尽，死后被抄没的家产，竟相当于清王朝12年的赋税总收入，珍贵宝物超过皇宫内库里的几倍。“我真不知道他要那么多宝物干什么，能吃吗？能喝吗？恐怕连装个枕头还不如普通的棉花好呢。”
还有当今的成克杰，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国家给他的待遇足可使他不但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而且还绰绰有余，可他却还要成千上万地贪，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我曾经在一所监狱里采访过一个靠偷盗抢劫致富的罪犯。照他的说法，只要他盯上了你家的什么东西，那你一准是跑不了的。那手段之高明，恐怕连古代的“神偷”都望尘莫及。后来，他越偷越想偷，直至发展到拦路抢劫，伤及人命，被公安机关全国通缉，不得不携着上百万元的巨款到处流浪、躲避，整日里过着战战兢兢的非人生活。一个本想靠发点不义之财过花天酒地享受生活的人，最终适得其反，不得不投案自首。他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他直到一文不名、进了牢房之后，才睡了几个安稳觉。”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他今生恐怕已难得自由了。
这些人能算富吗？只能说是一贫如洗。对两种“富”的追求，说到底是人生观、价值观的问题，一种是“为富不仁”，这种“不仁”必然导致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；一种是“富而利人”，做点有利于他人、有利于社会的事情，不但自己的心灵得到慰藉，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宁。
比较起来，天征老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富翁，真正的智者。他虽然算不上物质上的富翁，但过得舒适、安祥、幸福。我觉得幸福其实是一种感觉，你有亿万家财，若为家财所累，整日战战兢兢、愁眉不展，那谈何幸福？像天征这样，虽无大富，但衣食无忧，退休了不忘造福社会、服务乡邻，送报纸、写文章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与群众共欢乐。这厚厚的一本书，这两百多篇文章，足够他品味人生之美好、生活之甘甜了。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。我祝愿天征兄永远生活在家乡那美丽的霞光中。
作者简介：姚景强，河南省济源市人，现居广东省深圳市。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先后任工程兵某部新闻报道员、新闻干事，济源市人武部党委秘书。长期从事新闻写作兼搞文艺创作。曾在《解放军报》长征副刊和《人民工兵》《奔流》《牡丹》杂志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。正式出版《卢仝文化研究》《文脉思礼》两部著作。曾任济源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，《焦作工人报》特约记者、《济源日报》社记者、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。现为济源市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济源市老干部通讯组副组长，济源市卢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，洛阳万里茶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。
